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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翁自述(五)初涉人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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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翁自述

张绍安著

(五)初涉人世

一个星期天，到袁家，表伯父问我毕业后有什么打算，他说：“考高中恐怕家里供给不起，考师范（因为公费食宿）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下。”我说：“师范也上不起，打算找个地方教学”。“那很容易，我给徐定华（乾德小学校长）说一下，让他给你下聘书，问题是共产党要来了，形势吃紧，学校恐怕办不成，那就没法说了。”

说这话的时候，正是国民党104旅的部队在本地设防，拉了一些民工，不管冰天雪地都在加固城墙，挖战壕修工事，充满了临战前的气氛，老百姓进出城都要验身份证，还要搜身，防有人带武器进城，当时自己基本上不考虑国家前途如何，也不考虑是共产党好还是国民党好，这些好象与己无关，而最怕的是打仗，最担心的是一打起仗来自己教学挣钱的理想就落空了，打仗就意味着逃荒、流浪，就是在这种心情苦闷的情况下，毕业回家了。

毕业回家出城时，形势就紧张，一是表伯袁国缃已准备购飞机票往武汉避难，二是城门守城部队检查很严格，学校专门给放假回家的学生印了通行证，回家后，乡里过去长期蛰伏的土匪，武装又拉起了“游击队”到处都在派款买枪，地方劣绅都在扩大自己的势力，惯匪之首陈别三受国民党委任，成了光谷联防指挥官，尽管这样，自己还是一心想找个地方教学，腊月间，各乡的中心学校都停办了，春节后没有开学的动静，付家营保长付克礼是个小知识份子，他还打算春节后国民学校继续办下去，给我写了聘书，到高楼小学任教。春节后兴致勃勃的去了，可是使人尴尬，没有学生去上学，只有七八岁的孩子不到十人，原因是人们随时准备逃荒，人们根本不了解共产党来了是什么样子（满脑子装的是两年前（45年）日本人来时的逃荒经验。可能还有另一个原因，看我这个老师还是个小孩，瞧不起。因为1941年我还在这个村上小学，大家都知道是老院四掌柜的内弟（姐夫被人称为老院里四掌柜）见人不敢大声说话，腼腼腆腆个小孩哪象个老师的气派，在那里尴尬混了两个多月，不断有游击队扰乱，实在坚持不下去了，我就回家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高楼教学期间，结交了两个知音。

这个阶段很苦闷，既无聊也尴尬，恰好有两个朋友谈得来，一个是姐夫的侄儿韩必功，一个是姐夫的族弟韩国根，这要从姐夫的家世和我在那里的境况说起，韩家是个大家族，前、中、后一连三院，本院人称老院，这三个院是这几个村韩姓的统治阶级，中院靠收地租已不能维持生活，只有前院还有几百亩地靠出租生活，但是“骆驼死了比马大”，这三院的人大部分仍有很大的优越感，人们的生活方式，处世待人、人际关系与众不同，后院一户已成贫农，为人老实与别的农民已无两样，另一户弟兄两个，老大眼睛不好，人称瞎子，是前院和中院当权者们的走狗，靠给保长当办事员为生，胡作非为，仗势欺人，平常只是吃喝嫖赌，一遇兵荒马乱，如日本占领期，解放战争时期，就拦路抢劫奸污妇女，更是肆无忌惮，中院老弟兄四人，我姐父是老四，是个守本分的正派人，靠地租不够生活，会染布、开中药铺当司药，人勤奋，生在大家族既不欺人也不受人欺，有时也沾点光，他的三个哥哥，老大当过军阀队伍里的排长和地方保长，吸大烟，这时已是无业贵族。老二吸大烟、赌头，地租收入连半年也不够度用，靠和姐夫合伙开药铺、染坊，他还设堵局为生活来源。老三是个耍枪杆的，人称大排长，早年病故，遗孀和子女们生活清贫，但孩子们在村里同龄人中仍是高人一等，前院两家，一家是我的知已好友国根（小名辛五）父亲是赫赫有名的韩七爷（或称七少、七掌柜）耍枪杆，以胆大厉害著称，据说枪射击很准，当地的周姓陈姓大霸都敬他三分，周陈两家开战，他是唯一对两头都不怕，且能出面调解的人，可惜早逝，辛五是“墓生子”没见过父亲，在没记忆时母亲也去世了，他记事起就是祖孙四人过活（一祖母一姐一兄）姐姐出嫁后祖孙三人，靠地租生活，不太富也过得去，前院另一户韩国恩是辛五的堂兄，周围几村的首富，有三四百亩土地，凭地多有钱巴结陈姓当权者，把保长大印从中院老大手里夺到他手里，成了一保之长。罗列前面一大堆情况目的是说明姐姐这个穷苦人家出身的人在这个家族的地位，我这个从小大部分时间寄居姐姐家的穷孩子的心境，前、中、后院的同龄人多是姐夫的侄儿，都称我小舅，只有辛五兄弟二人是与姐夫同辈，虽然他们已出五服，可仍按长幼排序，姐夫是中院的老四，三院排列老九，辛五兄弟俩应是老十和十一了，这些所谓的外甥当着大人喊我为小舅，在外面玩耍时常戏弄我，看不起甚至叽笑我这个穷孩子。他们都受他们母亲的影响，因为姐姐在妯娌间也是被人讥笑的，娘家穷吃不上饭的短处，虽然姐姐的风度一点也不显得穷酸，除了没包过脚为笑料以外，论知识，她是方园邻近唯一有文化的女性，何况家母也是大家闺秀出生知书达理的人，尽管这样，还是免不了妯娌间背地的讥笑。姐姐尚矮人一头，可想我这个弟弟的处境，心情好得了吗？简言之，我既看不惯大人们，家底空，架子大，言行放荡傲慢及高人一等，以统治者自居，又看不惯在部分同龄人不学无术娇骄蛮横的优越感，我虽然表面上是个木讷的小孩，可内心的不平却是度日如年。直至中学毕业了成为有知识的青年，又在这里为人之师了，仍摆脱不了这种尴尬、压抑，苦闷的心境，这时候有两个人例外：韩必功是姐夫的侄儿，他是个双胞胎的老大，他的父亲是大烟鬼，赌头，他们兄妹多，连上同父异母的两个姐姐共有姐弟七人，中院他家最穷，他家生活最好，原因是他父亲能挣钱，他母亲娘家是城里人，会吃，由于他父亲是赌头，他兄弟二人从小担任讨债任务，他弟弟很象个子承父业的儿子。胆子大，心狠，被他们欺诈的债主因没钱付债，他往往拉人家耕牛逼债，可上学读书不行，几乎是白痴，因他不把我当舅父看，又讥笑愚弄我，很长时间我与他不说话。而必功呢则与其弟不同，他聪明异常，读书时间不长，各门功课都好，尤以算术、珠算突出，小学没毕业就缀学不上了，对事情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又好说，心地善良，父亲派他讨赌债，他同情债主往往敷衍了事，是他父亲的叛逆者，生活习气上表现玩世不恭的劲头，家里人说他“一辈子砍不了个昧绳撅”他与我很谈得来，从不嫌弃我穷，他喜欢看小说，我们到一起有说不完的话，谈小说里的故事情节，谈人间不平，评论周围的人和事。国根是前院的，也是个被家人说成“砍不个昧绳撅”的人，完全没有富家子弟的派头，喜欢和农家泼皮的放牛娃在一起，上树掏鸟窝，下河摸鱼虾都是他的爱好。他哥结识的土匪世家少爷们，他从不入伙，人们说他摆不到台面上去。喜欢看小说，由于必功的介绍，48年春天，我在教学的期间我们三人成了无话不说的知己。虽然小时我在高楼村常住，又两度在该村上学，可过去并未深交，这时我成了青年，肚子里有点墨水，对事物又都有独特见解，这就使我进一步认识了他。把我们三人连结在一起的是一本“水浒”当时一本《水浒》，我们都看的津津有味，简直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看看书再议论一阵，在议论中往往“英雄所见略同”从书内英雄好汉谈到流氓淫妇，谈到现实生活中的众生相，谈着谈着就联系了实际，开始对当时的乱世感到困扰，想效法宋江武松等英雄人物的作为，大有视治理乱世为己任的雄心，高兴时也写几句诗，还模仿着“藏头诗”。给必功起名号为吴用智多星，因他点子多聪明之故，我们讨论过成立党的问题，我还起草过打富济贫，打倒贪官污吏的纲领，商量过扩大接触面，寻找志同道合者。最具体的一次是，我们仨盘腿坐在村后小庙门前的讨论，针对当时当地到处成立游击队的形势，地霸劣绅、地痞流氓，早已潜伏多年的大小匪首、土匪头子的子弟们特别是那些上过洋学读过高中的土匪后裔都在招兵买马扩充实力，自封什么大队长中队长等等头衔横行乡里，奸掳烧杀无恶不作的情况，我们讨论到，自己也打入这些土匪武装里，结识同人待机扩充势力，策反一支武装作为实现替天行道，打富济贫的资本，连可行性都想到了，当时国根的哥哥国斌就在村里派款买枪拉起一支人马，他和当地匪队的总头目陈别三的侄儿们都是拜把弟兄，我们跟他一起鬼混是很容易的，再者凭着老院里的地位，必功也可以自己派款买枪拉杆子，这一次是我们幼稚无知，野心勃勃表现的最充分的一次，也是我们仨义气相投，同生共死的感情深度最充分的体现。这件事是我们终身难忘的趣事，如今必功早已没有来往了，国根保持了几十年的友谊依然，每每提起此事，颇有感慨。

现在来客观分析一下这段的思想：长久的压抑迸发出来逆反心理，对社会黑暗，人与人之间弱肉强食的初步的肤浅的透视；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对旧小说中英雄好汉崇拜与模仿欲。虽是青年，但由于知识的贫泛，表现出来的天真童心，把天下大事简单化了，特别把统治者简单化了，只看到他们的腐朽、无知、野蛮的一面，不了解几千年封建制的社会思想、文化基础对他们都是有利的，更不知道除了无知、愚昧的一面，那些人还有狡诈、残酷，毒辣的一面。把策反、拉杆子、抱打不平看得太容易了，更没有想到打破旧社会的摊子，究竟自己的主张是什么？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秩序，好象旧的一清除，一切都自然会好起来似的，天真、幼稚、狂妄，无知而已。不过话说回来，在大多数人都听天由命，无所用心的情况下，几个“狂妄分子”在那里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绘制着一幅幅宏伟的蓝图，这不能不说这是难能可贵呀！

我们这个“三结义”，1949年我和国根一同参加革命，没好久，我从事地方工作，他随军到了广西，以后他转到广西地方工作，相距数千里之遥，但一直保持通讯，仍是无话不谈。一写信或一见面就觉得又回到了青春时期，天真无邪、心地坦荡。可智多星吴用——韩必功，却分道扬镳了。1949年入伍时，本打算一同去的，但因家庭不同意未能成功。那时家里已给他定了亲，他还当着小甲长，颇有继承父业的架势。待当地新政权一建立，他的家庭自然是一落千丈。趁着新政权百废待兴、广揽人材之时，他参加了本县财经干校，结业后分配在油脂公司。由于精于珠算，聪明能干，也还有那么一小段春风得意之时。我在任民政科长时，他在襄阳县张湾粮油店当负责人，我去专署汇报时，曾去找过他一次，我俩友情如初，还同到襄樊市留影一张，这张照片至今我视为珍宝。每每引起我甜蜜的回忆。通讯保持到1957年，1957年他划了右派，不知什么原因不能通讯了，去了信他也不回，以后就不知音信了。改革开放后，他在一个农场下属酒厂当头头，回家一次，在家里吃了一餐饭，希望他转来再深谈一下，谁知他再没转来。国根也给他去过信，就是不回信，是他思想扭曲了，讨厌一切当官的人，还是别的啥原因（因我和同根也称得上是个小官），或者家里妹妹说了我不讲亲戚情面，未给他们安排子女的话，使必功认为我也是“官迷”，没人情味了；再不就是他自己对世界万物都看穿了，觉得什么都没意思呢？反正他的断交是一憾事。

战乱的1948年

春天在高楼小学混了两个多月的时间，除了和国根、必功结下友谊，是一件值得记忆的事，更多的是苦恼和烦闷，由于陈别三的“游击队”（也叫大布衫队，团队）到处骚扰，和解放军第一次解放老河口的战争，学校坚持不下去了，我又回到了家里，在家里砍柴，写字、看书倒也没有间断，这时期和自己同龄的青年学生都在作什么呢？家庭经济条件好，对读书又重视的相约成群先到襄樊，继而随学校迁往沙市枝江去继续上学，当地更多的是参加“游击队”到处混，家里老辈乡绅的还当上队长什么的，陈别三的侄儿陈文敬为首的第四大队里青年学生最多，（因陈文敬是师范毕业生，原为中心学校校长）也有什么都不干在家里玩，互相来往的；只有我是例外，下地干活，上山打柴和农民一样，主观上是等待，等到时局平静，不管是国民党继续统治还是解放军建立新政权，对自己来说都是无所谓的，只要不打仗就能教学挣了钱积累起来继续升学，实现自己上大学的理想。这是主观愿望，实际上很难做到，原因是解放军来了自己怕拉夫（当担架队等），“游击队”来了怕换鞋子、换衣服，还要给他们送饭，饭不好还要受气。所谓换鞋子，脱衣服就是那些当了“游击队”的农民，见老百姓穿的鞋子、衣服比自己身上的干净就叫你脱下来换上他的破鞋破衣，把你的衣服给他穿，他们派饭时，要吃油馍白面条，没有好的给他吃就打骂，许多人为了不受这些窝囊气，自己也去入伙，也学着别人这样干，这样成了恶性循环，更何况国民党军队来了还要抓去当兵，所以青年人绝大部分都成了“游击队”剩下老弱妇女做庄稼，养活这些青年，就在这简直无路可走的时候，一个同乡同宗的张祠明要我给他的花行（经营棉花）当管帐先生。我就在老河口拦马河花行里当了管帐先生。想来也可笑，十来岁时学了几个月珠算，这时成了混饭吃的本领。开始那些同行的老先生们很看不起我这个没学过“相公”（店员学徒）的洋学生，经过一段，他们也刮目相看了，不仅会打算盘，很快也学会了开票，发货单一套手续更比他们高看的是写个申报什么的应用文还毫不费力，而他们看起来也文绉绉的，多数是不通文字的，在花行里做生意，只有两三个月的光阴，到国民党军王凌云的第九师扫荡以后，基本上是关门住闲，一直到旧历腊月十六老河口第三次解放，结束了这一段当先生的插曲。

在花行管帐期间，有几件事记忆较深，不妨写在下面：

参加解放军未能如愿：

1948年秋老河口第二次解放后，天主堂门上挂上了光化县爱国民主县政府的牌子，我和国根商量，老在家里无聊，看来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我们也去参加解放军吧？这一动机的产生，一是由于解放军的宣传和民间的观察，都觉得解放军是和国民党军队不一样，慢慢有了好感，再是从庙台子上议论后，总想找个机会干一番事业，不甘于在家里混日子，不过那时对共产党、解放军，爱国民主县政府几者之间的关系不清楚，认为参加解放军就是参加共产党，至于县政府什么反正都是一回事，就这糊糊涂涂，冒冒失失我俩到天主堂去了，接待我们的是几个穿灰衣服，衣帽不整的人，一听我们是青年学生，对我们很亲热，等我们说明了来意，他们说：“你们想参加工作很好，我们须要大量的学生来工作，不过现在你们先回去，等我们再来了，你们可以多约些同学都来，可以在地方工作，也可以把你们介绍到干部学校去学习，为什么现在不行呢？因为我们最近要有计划撤退，国民党军队要扫荡，你们跟我们一起撤退，我们要打仗的，你们一起不安全，等再过来我们就不走了，那时你们来，我们欢迎。”就这样我们又回来了，这次虽然没有参加，对解放军的认识却进了一步，感到很新鲜，心想他们对老百姓很亲热，还把要撤退的消息告诉我们，要是国民党军队要撤退时，抓兵还来不及呢，哪能送上门还让你走，还为你的安全着想哩。

第九师的扫荡，险些被抓了兵

老河口二次解放不久就撤退了，参加解放军的打算被说服留下，就暂时在拦马河花行里“混日子”果然不久，国民党的第九师过来了，据说是从南阳过来的，虽然穿着黄军服，但人的口音都是南阳一带的话，举止也和陈别三的大布衫队没有啥区别，还带了一些穿便衣的老百姓给他们挑东西和枪，（因开小差的多，枪没人拿，就捆起来让人担）他们对这些老百姓叫伪军，（意思是解放军）实际是沿路抓的农民，后来才知道，这支军队是驻守南阳的国民党匪军司令王凌云的部队，由于军队打垮了，又把南阳地区的地方团队编入正规军，换上黄衣服就成了部队，因为都是老百姓恋家，沿路逃跑的很多，所以枪多人少，于是一面有人逃跑一面没跑的人又抓老百姓来补充。

一天上午，花行老板的老婆给一个匪兵上袜底，据那个匪兵说，把他的袜子上坏了，要这个妇女赔偿，眼看老板老婆要挨打，我就上前解救，我给匪兵说：“不要吵，我去给你买一双袜子就是。”匪兵答应了，可能就是想以旧袜子诈双新袜子吧，可是因为军队的搔扰，城外的生意人都关门了，根本买不到袜子，我就往城里街上去买，还没走到花城门，就发现匪兵在追老百姓抓人，老百姓吓得乱跑，被抓到的就象犯人一样给他们挑着没人杠的枪，这下糟了，我意识到这家伙们要出发了，临走时抓兵，我想到了被他们叫作伪军的，搞不好自己一会儿被他们抓去，也成了“伪军”。跑吧！已经来不及了，离自己不远的地方就有几个匪兵，在找要抓的目标，街两旁的老人妇女也在给我使眼色，叫我快跑，这时我猛想起身上口袋里有一张“证明，”心想冒险充一下吧，混得过去是万幸，混不过去，拼上挨顿揍去担枪，行军路上再寻机逃跑，反正死马当活马医吧。于是我假装镇静一手插在裤子口袋里，一手夹着香烟，边吸边唱，迈着八字步东张西望，在街上走，一个匪兵过来，“喂，站住”“站住干什么？”“把这个枪杠上”“哈哈，我也在抓夫，还没抓到呢”那家伙楞了一下问“你是哪一部分的，你也抓人？”“光谷联防指挥部留守处的”我又说“几个伤员在这里养伤，你们要开走，我也想抓两个夫把伤兵移走，谁晓得你们一动手，我也抓不着了。”那家伙一听就说“对不起。”我说“没关系，自己人嘛！”一面往口袋里掏公文并说“你看一下公文吧”那家伙急着抓人，就说“不用啦！”混过了这一关，前面几个匪兵都看到这情形，就没再盘问我，走到十字口，一个小军官模样的家伙又叫“站住！”他又要我扛东西，我说“我也在抓夫呢”“你是哪个单位的，抓什么夫？”他看我穿的学生装，很不以为然，我说：“光谷联防指挥部留守处的。”把公文递给他说“请你看一下吧。”“对不起”“没关系”又混过一关。走到一个道口，那巷子里有一个磨坊，掌柜的是熟人，我就大步走向巷子，一看前后没兵，就跑步进了磨坊的院子，磨坊掌柜也跑了，他老婆问“张先生，你怎么现在还在街上走，叫人抓住咋办？”我说：“先别说这些，让我进你们屋里。”她和同院一个妇女商量说“让张先生躲进新娘子屋里去。”一面又告诉我“有人来了你就用被子把头蒙着，我们就说新媳妇病了。”就这样等到十点多左右，她告诉我“没事了，挨刀的们走了。”我一回到花行，邻居们都庆幸我没被抓走，问我：“你咋躲过的？都以为你被抓走了呢？”我半真半假的说，我是干啥的，他们敢抓我吗？大家笑着说：“把人都吓坏了，现在你来吹大话。”我才一本正经的告诉他们“前几天陈别三大布衫队有个伤兵在这里住，他带有一张光谷联防指挥部留守处的证明，走时摔在铺草上，我扫地时捡起来，装在腰里，刚才就凭这东西混过来。”人们都说：“还是张先生心眼多，好危险呀。”接着他们告诉我一个不幸的消息，张祠明（花行老板）的弟弟张祠良被抓走了。过了两天，祠良竟然回来了，原来匪兵一开始叫他挑枪，一过江江就让他换上黄军装，只扛一支枪，把成捆的枪让新抓的人担着，晚上行军在一个小路上，路边是个一人多深的沟，他想机会来了，拼命跑吧！跑得了捡条命，跑不开被打死了也比死在战场上强，于是冷不防地把枪一甩，向沟里一跳，还喊着“我是要跑的”撒腿就跑了，当兵的都想跑，只是胆量不大，没敢行动。谁还管别人干啥，当官的怕叫人追，连追的人也跑了，只打了两枪，就算完事。听了真佩服张祠良胆子大，机灵。可笑的是他还喊着“我要跑的”就大可不必了。

每逢想起这事，就想，我们这一代人活得真艰难，随时都可改变人的命运。设想那次要被抓去，逃跑时被打死，或是战场上当炮灰，都是极有可能的。最好的结果是象祠良那样逃跑回来或是与解放军作战时当俘虏参加解放军，在我们革命阵营里，不少同志就是那次被第九师抓去当俘虏当了解放军，又入了党提了干，转业到地方当了干部。人啊，命运呀，真像有个上帝玩木偶戏那样，任意操作摆弄，是生是死，是幸福还是灾祸降临，完全是瞎撞，想主宰自己的命运，难哪！

老河口第三次解放

第三次解放也是最后一次解放，从此拉锯形势结束了，那是旧历腊月十六日，我还在花行闲住，腊月中旬，一直传说解放军即将攻打河口，老百姓经过二次解放和“第九师”的扫荡对比，对解放军纪律严明有了认识，天天盼望解放军攻城，可陈别三匪帮变本加厉欺压群众，同时如惊弓之鸟，一有解放军来攻的消息就窜往大山里，这次匪军本已逃进山了，据说伪参议长韩香亭给陈别三带信，说国民党已到襄阳，给陈别三打了强心针，这家伙又带领匪队浩浩荡荡进市区，匪首陈别三还放心胆大的进城吸大烟，他怎么知道这就是他恶贯满盈的一天到来了。

这天晚上，我在拦马河花行里和邻居们都早睡了，其实哪里睡得着，都隔着墙听外边的动静，大概9点左右，枪声大作，平时作威作福的匪队一经开战，个个如丧家之犬，一下子乱了套，开始听有人问“口令”，再过一会，问口令和答口令都不起作用了，各单位的地盘打乱了，挤成一堆了，于是只听“你们是哪一部分的？”“我们是张树安的人”“我们是朱六爷的人”都叫着自己长官的名字来报门户。听着听着，声音慢慢远了，可能解放军已经进城了，那些乌合之众死的死，被俘的被俘，伤的伤，逃跑的逃跑了，我和邻居隔着墙睡在床上高高兴兴的在庆祝解放军的胜利，都说明天早上去看布衫队的死尸吧，这时候听外面一个伤兵在挨家挨户的喊：“老百姓爷们，开门让我进去，救救命吧。”各家的答复是：“我们不敢开门呀！你们喜欢吃小鸡、油馍，我们没有啊！”第二天一早，我和邻居都说，看看夜里那个伤兵怎么样了。待开门一看，就看见对面菜地里躺着一个大字形的尸体，手里还拿着一双新布鞋，很可能是这家伙白天在老百姓家抢的鞋，谁知他永远用不上这双鞋了。上午我正无目的的在街上走，迎面遇到表兄，他嘴鼻上有血迹，手托着肚子浪浪沧沧的走着，我问他“咋啦？”他说“带伤了。”子弹还在肚子里，我拉他进屋，他抖成一堆，再也站不起来，我一面给他烧火烤,一面准备床，让他烤暖和睡下，隔壁缝纫铺里一个妇女，我平时叫她五姐的，她说“赶快叫他喝人尿止血，再给他做“点面水儿”让他喝了取暖。”我照她的话办了，等这位表兄睡好了，他才说“昨夜一交战就被打伤了，把枪扔了在街上慢慢走，既怕遇到解放军（其实是不必怕的）又怕老百姓知道是受伤的团队，会用砖头砸死，到早晨总算是遇到了你。我们商量结果叫他睡着，邻居五姐帮我照抚他，我回乡里报信，请人来抬他。忙了一天把他抬回家了。还有个舅家表兄也是当布衫队，打仗以后没有音信，舅父和我一起到处去找，往哪里找呢？要活着不是当了俘虏就是逃到山里了，那是没法找的，我们就到处找死尸，舅父当然知道表兄的特征，尤其是手脖上有紫色的梅花点，我们顺着河边和菜园里，有尸体的地方都去看，舅舅往往还拿起死者的手脖来辨认，找了一天没有找到，舅舅才回去，全家提心吊胆了几天，表兄终于回去了，听说当天晚上，陈别三还在后街一家烟馆吸大烟，解放军就进城了，他的警卫都是不怕死的货，又都是射击能手，这些人保着他连夜出了城，第二天护兵们抬着他继续逃窜时，被追来的解放军活捉了，当陈别三已被活捉即将押进城里的消息传出后，从花城门以下所有街道两旁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每个人翘头以待，都想看看这个杀人魔王的“尊容”，当解放军押着担陈别三的担架经过时，愤怒的骂声到处可闻，有的老人挤着要去打死他，解放军劝阻才让他活着押走了。

解放战争到了这个时候，国民党必败、解放军必胜，已是大势所趋不可抵挡的潮流，为什么？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乃永远颠扑不破的真理，即得人心者得天下。可惜这一条真理总是被得天下者忘记，往往又为失掉人心而失天下。试想国民革命军北伐时，何尝不是势如破竹，所到之处人民欢声雷动，祸国殃民的封建军阀们，象过街老鼠难逃人人喊打的命运，然而就是那个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取得政权以后，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却又失掉民心，成了人们唾骂的罪人。再进一步想，古往今来，那朝那代的改朝换代，不是如此呢？可悲的是人们都不记取这条最简单易懂的真理，——“得人心者得天下”。

- 作者： lhkzjc2005 访问统计：　2005年08月4日, 星期四 17:25 加入博采